
蒲松龄写《聊斋志异》,或许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股票市场配资,专门用来讽刺社会或寄托自己的想法。
他老是说鬼狐、讲因果、谈奇遇,其实更像是在重复一种执念——不是要教化大家,也不是要嘲笑科场,而是把那些没有实现的可能性,一件一件地在纸上重新演绎一遍。
他写书,并不是为了传授经验,而是为了记录自己的人生。
他笔下的王平子,可能是他心中最柔软、最不甘、又最释然的那个影子。
王平子去京城参加考试,途中在一个古寺里过夜。
这种事情在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那个时期,还挺常见的。
旅途中,士子们往往找不到太多的驿站,而旅馆又价格不菲,所以寺庙成了他们最常见的歇脚之地。
说白了,就是为了省点钱,既没追求那份宁静,也没啥宗教信仰上的冲动。
寺庙收留赶考的书生,既能做好事,也是为了维护读书人的声誉。
王平子搬了进去,没怎么想,就是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。
他不是什么名士,没有高贵的门第,也没有显赫的师承,只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士子,带着几本书和一袋干粮,带着一颗想试试运气的心。
寺里已经有一位考生了,名叫余杭生。
名字没在正史里出现,只在《聊斋》的故事里留下一个符号。
他出生在浙江余杭,那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地方,他自认为挺不一般的。
了解到王平子是山西人后,对方的态度马上变得冷淡起来。
当时南北的风俗确实有所不同。
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大多喜欢写制艺文章,讲究词藻华丽和声律对仗;而北方的读书人则更注重经义和实用学问,重视道理而不拘泥于形式。
这事儿没啥好坏之分,但自从科举考试走上了模式化的路子,江南的写作风格就更讨考官喜欢了。
余杭生的傲慢,并非完全由个人性格决定,更多的是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。
王平子看到那个人有些冷淡,就没再主动去和他说话。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讲究的是互相礼让。
如果一个人明显不想做某事,而另一个人还拼命要他去做,这样就显得不太礼貌了。
他转身走进自己的小天地,决定不再主动去打扰别人。
这种节制,是读书人应有的基本礼貌。
几天后,王平子在寺庙里散步,遇到了一位穿着白衣的书生。
这人动作稳重,说话有分寸,说自己来自登州,叫宋。
山东东部有个地方叫登州,也是北方的一个地方。
两人坐在一起聊天,宋生这个人可不简单,对于古书和历史故事,他都能信手拈来,引用得恰到好处。说起本地的特色,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让人觉得既专业又有趣。
王平子觉得自己学识很渊博,于是邀请他到家里煮茶聊天。
正聊得兴起,余杭生突然出现了。
他没请宋生,就直接坐了下来,目光扫过宋生,轻蔑地问宋生是否也是应试的士子。
宋生回答说,他还没有参加考试,觉得自己才学不足。
余杭生听了,嘴角微微上扬,又问起籍贯。
听说宋生也是北方人后,他说话就更尖酸了,直接说北方的读书人“很少有能懂经书的”,就算读了书,也“不理解其中的道理”。
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江南文人中并不罕见。
从明朝末年开始,南北两地的文风较量就在各种笔记和文集中频繁上演。
有位来自江南的书生,大胆地说:“北方人太不讲究了,根本不懂怎么写文章。”这话说得有点片面,但也反映了大家对不同地方文化自信的不同看法。
王平子听了这话,心里挺不痛快,但他说话不太利索,没法当场把那人怼回去。
他性格温厚,不太会耍嘴皮子,只能硬憋着不高兴。
宋生却没露出生气的样子,反而平静地回答说:北方懂得经学的人确实不多,但这不一定是我;南方懂得经学的人虽然多,但这也不一定是你。
这句话看似谦虚,实际上却藏着锋芒。
它不是忽视地域的不同,而是将评价的标准从群体转移到个人身上——虽然你是余杭人,生长在江南地区,但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擅长写文章。
余杭生顿时哑口无言。
他老是用地方的事情来压人,压根没想到对方能用同样的方式反打一耙。
余杭生一气之下,决定当场写文章。
他以《论语·宪问》中“阙党童子将命”这句话为题,让宋生来写一个破题的文章。
孔子住的地方,有个小孩帮着传话。
要写好文章,关键在于立意要新颖,能够准确把握文章的主题,又不落入俗套。就像下棋一样,每一步都要想得深思熟虑,不能老走别人走过的路。
宋生一开口就说:“在接待客人的地方,碰到了一个啥都不知道的人。”
看起来像是在解析经文,实际上却在暗暗嘲讽余杭生,就像是在讽刺一个孩子知识浅薄。
这个答案既遵循了道理,又巧妙地运用了智慧,真可谓是精彩绝伦。
余杭生知道自己理亏,就拂袖走了。
乡试的日子就要到了,王平子完成了试卷,自己抄录下来,然后请宋生来评判。
宋生看了后觉得很好,但他说功名不是自己能决定的,只有认识一个盲僧,或许能知道结果。
盲僧住在寺庙旁边,虽然双目失明,却依靠嗅觉来辨识文字。
他让年轻人把文章烧掉,根据烟雾的浓淡来判断文章的好坏。
这话听起来挺离奇的,不过你可别以为是蒲松龄瞎编的。
在明末清初时期,人们普遍认为文章有清新与浑浊之分,好文章和差文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,甚至可以被人的感官所察觉。
盲僧听过王平子的文稿后,赞不绝口,说他的文章像清新的花朵,香气扑鼻,预示着他即将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,有望高中。
旁边的余杭生冷笑了声,他也写了一篇文章,邀请大家来闻闻看。
盲僧初尝,大赞其文“如享盛宴”,滋味醇厚,断定出自归有光之手。
归有光是嘉靖年间著名的古文大家,他的文章文风醇厚典雅,被誉为“明文第一”。
余杭生一听这话,那叫一个洋洋得意,接着,他把自己写的东西给烧了。
盲僧一闻,顿时皱眉,直斥其“臭得像厕所”。
这可不是吹牛。
劣质的文章不仅文笔粗糙,还带着一股不干净的气息。
盲僧闻文章,就像是士林中对文章优劣的一种极端看法。
放榜那天,结果出乎意料:王平子没考中,而余杭生却考上了。
这件事也让宋生感到挺迷惑的。
两个人再次拜访盲僧,讲述他们的发现。
盲僧叹了口气,说他虽然看不见,鼻子却很灵。可是考官竟然“鼻子也瞎”,选了臭文章却丢掉了好文章。
这句话直接指出了科举考试中的一个问题——考官可能并不懂文字,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人际关系来决定谁该被录取。
余杭生这时来了,嘲讽盲僧在装神弄鬼。
盲僧反问:那能不能把考官的作文烧掉,然后闻闻它的气味?
余杭拿着几篇考官的文章,一件件地烧掉了。
到了文章的最后,盲僧一阵干呕,过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,斩钉截铁地说:“这个写文章的人,就是你身边的人。”
余杭生大吃一惊——这篇文章竟是他老师的杰作。
座师就是主考官,文章写得臭不可闻,可见学识不深厚。
这事儿不是蒲松龄瞎编的。
清朝的时候,科举考试里作弊和考官水平差的问题,历史上很多书都记载过。
顺治十四年,发生了一件让朝廷和民间都震动的大事,那就是科场案。这事牵涉到考官收受贿赂,考生们暗中勾结,搞得数百人都牵扯进来了。
康熙和雍正年间也多次整顿。
蒲松龄好几次都没能金榜题名,亲身体验了科举的不公,于是他假借一个瞎和尚的嘴,把那些读书人心中的委屈和不满都说出来了。
王平心绪不宁,回到了房中,心情低落。
宋先生鼓励他别灰心,说或许明年会有考试的机会。
王平子感慨自己钱包空空,没银子再出去浪了。
宋先生笑着告诉别人,在他家后面的柏树下埋着银子,可以用来花销。
王平坚决推辞,说这不是自己的东西,不能拿走。
这是一份君子的原则——不义之财不取,哪怕那钱是没人要的,我也绝不会动心。
宋先生非常敬重他的廉洁品质,于是邀请他一起用餐。
在宴席上,仆人挖树下的土,竟然挖出了银锭。
王平子就是不肯接受,仔细检查银锭,发现底部刻着祖父的名字。
他爷爷曾经当过京官,去赴任的路上病倒了,银两可能是他的遗物,埋在了寺里,当时人们都不知道。
这件事虽然很奇特,但并非没有依据。
明清时候,士人们出门旅行时,常常会带上不少银两。如果在路上遇到病痛,就可能在旅途中去世。他们去世后,随身携带的财物有时会寄存在寺庙里,有时则直接埋在了地上,等待后来的人来发现。
王平子拿到银子,解决了燃眉之急,于是决定再试。
第二年的大考,王平子打算大展身手,可是,就在考试进行中,考场里突然闹了个大乱子,他来不及把卷子答完,就被赶了出去。
这件事在清代科举中偶尔出现。
考试时可能会遇到各种意外情况,比如考生们闹起来了、发生了火灾、下起了倾盆大雨,甚至还有可能因为疫情需要暂停考试。这些突发状况都有可能让考试的进程被打断。
王平子没去抱怨天或怪罪别人,只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太好。他意识到,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学识还不够。
内心平和,这事儿可不容易做到。
大多数考生考试失利时,往往会抱怨命运不公,但像王平子这样能坦然接受失败的人却很少见。
他想拉着宋生一起出去散散心,结果宋生却哭得泣不成声。
宋生的传奇故事:他原本是个书生,却屡次科考落败,最终在外地离世,魂灵被困在庙宇里。
王平子为人敦厚好学,所以现身相助,希望他能代替自己实现梦想。
没想道,王平子竟然遇到了跟自己过去一样的不幸,这让我心里一阵酸楚。
这可不是吓人的鬼故事,而是老蒲蒲松龄对“读书人的命运”的感慨。
明清时期,无数读书人为了科举功名而耗尽一生,最终老死在书斋之中。
蒲松龄在十七岁时参加了童子试,连续三次都考中了,但此后五十多年里,他仍然只是一个秀才,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成功。
他深深体会过那种明明有本事,却怎么也出不了头的滋味。
宋生的灵魂,就是无数没考上大学的朋友们的集体代表。
宋生给王平子送了一样东西,那是之前送的水饺,但还没来得及吃,就变成了菌类。
让他去把那个东西摘回来,你吃了它,能让你变得更聪明。
王平子回到了老家,惊喜地发现院子里的树下长出了一种奇特的蘑菇。他采摘了这些蘑菇,试着给他的儿子做了顿饭。结果,他的儿子吃了之后,变得异常聪明,对知识的领悟力超出了常人。
这件事看起来很离奇,但实际上源自古代关于灵物启迪智慧的说法。
《本草》记载,有些菌类生长在老树或废弃的寺庙里,被认为凝聚了大地的精华,具有神奇的功效。
这么说吧,蒲松龄想告诉我们,真正的聪明才智不靠考功名来证明,而是体现在家族的传承和品德的延续上。
宋生又叮嘱道:即便将来中了科举,也不要去做官。
修养身心,自有天公见证。
这句话的分量很重。
明清时期的读书人,大多把当官看作是他们生活的最高追求。
哎呀,蒲松龄呀,这家伙可聪明着呢,他借着鬼魂说话,就是想告诉大家,别老想着当官发财这条路了。
不是因为厌倦了生活,而是深刻理解了官场的复杂和不纯净。
康熙时代,虽然官员的纪律比明朝晚期要好一些,但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人,依然需要在各种派系、贿赂和应酬中周旋。
蒲松龄这一辈子没当官,这事儿可能不是全因为没考中,也可能是因为他看透了这行当的规矩。
他让王平子考中后就回家,其实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在起作用——追求功名,但并不一定要走仕途。
后王平子中了举人,就回到家乡,一生都不再做官。
过了好几年,我偶然间去了南京,碰到了一个来自余杭的朋友。
从前那个骄傲的书生,如今两鬓斑白,形容枯槁,说话也变得谦卑了。
这不是什么鬼神的报应,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。
在清朝的时候,那些考中举人的人理论上能有机会当官,不过能当官的名额有限,等着轮到自己上任的人可多了去了。
余杭生虽然考中了进士,如果没有好的机会,也可能一辈子只能做小官,辛苦忙碌,到头来还是没有出人头地。
王平子这个人没当官,但他名声干净,孩子养得好,还能保命,这其实也是一种完美结局。
蒲松龄这位老先生,写这故事的时候,可能并不是真的信鬼魂能帮人,银子能显出名声,神奇的菌子能开智慧。他只是用这样离奇的故事,来给人们讲讲道理,或者发发感慨。就像是在说,生活中,我们总能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,但关键的是我们怎么去理解,怎么从中学习。
他写这些,是因为现实太冷酷,冷到连一个举人都考不中。
他想要的,无非是一点点温暖,一丁点奇迹,和一点点如果命运能有所不同,结局或许也会变得不一样的幻想。
但他不敢完全沉浸在幻想中,所以让王平子中举后立刻离开——他知道,真正的解脱,不是中了状元,而是放下对状元的渴望。
这个故事里头,没有人在讲大道理。
老王抱怨裁判,这不是要改规则;宋哥鼓励隐居,这不是说功名不重要;王平子赚到钱,这不是为了宣传天道会回报勤奋的人。
一切就像风吹过,落叶随风舞动;水自然流向低处。
蒲松龄只是通过一个寺庙、三个书生和一个盲僧,轻轻松松地把憋在心里五十年的话说了一遍。
他写了《聊斋》,估计就是想讲这个故事。
王平子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生活:读书上进,却无意官场;腰缠万贯,却不贪心如海;孩子聪明伶俐,却不过度强求他去走科举之路。
王平子的那份安宁,是蒲松龄用尽一生也难以达到的宁静。
故事中的细节都是有据可查的。
古时候的寺庙里,总有些修行很深的和尚。这事在《日知录》里有记录。《鲒埼亭集》上则提到了南北两地在写文章上的不同风格。有个盲和尚能闻出文中的韵味,这听起来挺神奇,但符合古代文人认为文章的核心在于“气势”的看法。明清时期,读书人考中举人后,为了去京城深造,常常会携带银子,这做法很常见。考试时闹出的乱子,历史上的《清实录》中都有记载。还有的举人不愿做官,比如顾炎武、黄宗羲,他们就拒绝了清朝的官职。
蒲松龄没有凭空编造故事,他只是将散落于史料、传闻和亲身经历中的片段,拼凑成了一面镜子,既映照了自己的生活,也映照了时代。
余杭生的傲慢,不是因为个人的错误,而是制度造成的优越感。
当科举成为唯一的升迁途径,地域、师承和文风就成了区分等级的标志。
宋生的机智,不是为了炫耀才学,而是因为在主流思想的压力下,边缘的读书人保护自己的方式。
盲僧的恶心反应,可不是什么迷信,而是文人对文章品质的严苛追求。
王平子的银子不是突然来的,而是他祖先未完成的志向在现在回响。
这个故事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《聊斋》的核心思想:不是讲述奇异的鬼怪故事,而是关注那些让人遗憾的故事。
在蒲松龄的笔下,那些狐狸和鬼怪,每一只、每一个,都藏着一个书生未能实现的梦想。
他们有的是想要出人头地,却怎么也找不到门路;有的是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,却怎么也遇不到;有的是想要公正对待,却怎么也得不到。
宋生的故事,就像是把心里那份“得不到”的感觉给具体化了。
他不是为了感谢,而是为了确认:还有人和我一样在承受苦难。
王平子可没让困难把他彻底压垮。
他考上了功名,身边有了个聪明伶俐的儿子。还碰到了个叫余杭生的老朋友,当年他可是高高在上的,现在却老态龙钟。
这不是冠军,这只是时间在走。
蒲松龄明白,余杭生未必生活得有多好,而王平子也不见得就过得很幸福。
但他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:一个曾经被人瞧不起的北方书生,最后比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过得更安稳。
科举制度在清朝已经变得非常僵化了。
八股取士,就是只看形式不看内容,考官喜欢根据印象、人情甚至字迹来决定取舍。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里,有二十多篇故事都是关于科举的,每篇故事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:书念得多,并不等于能考中功名。
但是,蒲松龄从不直接批评那些制度。
他用鬼怪、梦境和巧合,将批判融入了这些奇幻的故事之中。
这是他的智慧,也是他的困顿。
作为普通百姓,他没有权利在奏章中指出问题,只能在小说里让瞎僧吐一口浊气。
宋生化菌的故事看似神奇,其实暗含了对“文化传承”的隐喻。
水饺是王平子送给我的礼物,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水饺变成菌类,象征着这份感情变成了智慧。我吃了这些菌类后变得更聪明,这代表着德行和善意会一直延续下去。
蒲松龄一辈子都在教书,深知教育的重要性。
他没有儿子继承他的志向,他的儿子蒲箬在科举中也没有显赫的成就,所以他用故事来寄托:真正的传人,不在于血缘,而在于精神。
王平子决定中举后就回家,这一点至关重要。
清初确实有些士人中举后选择不入仕做官,有的是因为怀有遗民的情感,有的则是对官场感到厌倦。
蒲松龄虽然不是隐士,但对做官的道路极为失望。
他让王平子抽身,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后路:你看,功名可以拿到,但不必用它换自由。
余杭生的改变,其实并不让人觉得突兀。
人得志的时候就容易高傲,失意的时候又会变得谦逊,这其实很正常。
余杭生可能在官场上碰了壁,也可能家里经济不太景气,所以见到老朋友时,心里有些不好意思。
蒲松龄不写结局,只写老态,真是妙。
他不骂骂咧咧地咒骂对手,而是让时间来做评判。
这个故事就像一杯白开水,没有糖,没有奶,没有加料。它平平淡淡,没有让人兴奋的高潮,没有让人惊讶的反转,也没有让人开心的大团圆结局。就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天,既不特别好,也不特别坏,就这么过去了。
它滑溜得像条小溪,但你永远猜不透它的深度。
蒲松龄不是在写一篇华丽的文章,而是在用文字来治愈自己的伤痛。
每次落榜后,他可能会重新读这个故事,告诉自己:王平子考上了,但他没做官;我落榜了,但我也没做官。
我们确实一样。
《聊斋》里的鬼狐,往往比人更有情。
宋生虽然是个鬼魂,但他比那个活生生的余杭生更加重情重义股票市场配资,也更懂得人情世故。
配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